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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卷简牍,解密千年丝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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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卷简牍,解密千年丝路


作者:佚名       来源于:家长学院

  有一片土地,自古就是丝绸之路的战略通道和商埠重地。2000多年前,满载着丝绸、瓷器的驼队穿行于此,打通了西域与中原的商业贸易。

  有一个地方,素有“汉简之乡”的美誉。出土简牍8万余枚,其中汉简7万余枚,占到全国的82%,既是中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,也是古丝绸之路开拓兴盛的实物佐证。

  有一处胜地,黄土高原、广袤草原、茫茫戈壁、洁白冰川汇成壮美画卷,简牍文化、丝路文化、大地湾文化等文化资源交相辉映,构成取之不尽、无与伦比的文化宝库。

  这里,就是甘肃。

  如何从简牍出发,解读两千年前的陇原大地?如何以简牍为引,窥寻丝路文明之光?夏末时节,“简牍中国”网络主题活动带着这些问题走进甘肃,探访兰州、敦煌两地,开启一场跨越两千多年的古今对话。

  “简”述历史:邮驿古道上的秦风汉韵

  位于甘肃省西部的河西走廊,自东南向西北贯穿绿洲与戈壁荒漠,曾一度驿站相连、使臣仆仆、商贾云集,驿传文化遗珍遍地,简牍就是其中之一。吉光片羽,折射历史清晖。

  “塞上诚毋他可道者”,汉简《尹衡至伟卿书》用墨迹记录了尹衡对伟卿的殷切问候:居延是苦寒之地,冷暖自知,没有能够打发生活乏味的事物,唯有尺牍一封寄思念。

  “愿子惠幸哀怜,且幸藉子惠韦绔一二日耳,不敢久留”,元敞的裤子穿破了,只好厚着脸皮向子惠借裤子穿几天。一枚出自边塞烽燧的尺牍《元敞致子惠书》,道尽边塞戍卒缺衣少食之窘。

  甘肃简牍博物馆馆藏的一封家书中写道,自己远离家乡到边塞为吏,与家中兄弟一别数年,“边塞苦寒,现在生病了,这一病恐怕今生无缘相见,只有来生再做兄弟了”。一句“死生恐不相见”,其悲切之情溢于言表,令人读之动容,遗憾的是,这封家书或许从未有机会到达收信人手中……

  人和事,是历史的血肉。“简牍中有大人物、有大事件,但更多的是普通人和普通人的故事。”甘肃简牍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,简牍上的人,虽然早已消散于历史的尘烟之中,但简牍上的片言只字,让我们有机会重新看到他们、想象他们,“而看到他们和想象他们的主要目的,我认为,是丰富我们自己。”

  “牍”懂丝路:驿传媒介的传播功能

  纸张面世之前,古人用竹简与木牍作为“写本”,合称为“简牍”。西北师范大学党委常委、副校长田澍认为,两千多年前的官府文书、书籍图录主要用简牍书写,而河西走廊干燥的自然环境,恰好为简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保存条件。

  世界文化遗产——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位于敦煌莫高窟以东62公里,是迄今为止发现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邮驿接待机构,是两汉丝路繁荣的重要标志。该遗址出土的简牍文书达35000余枚,数量庞大、类型丰富。

  “没有汉简,申遗也许不会成功,汉简起到了关键的实证作用。”曾参与申遗的敦煌博物馆宣教部主任荣红梅表示,悬泉置遗址出土的简牍真实记载了2000年前丝绸之路的运营状况,也是证实丝绸之路长安——天山廊道的路网真实存在的依据。虽然目前被回填了,但是汉简的不可复制性和不可伪造性凸显了它的价值,“如果没有简牍,我们如何确认悬泉置是西汉遗址?”

  “隶书写起来很慢,为了写得快,汉简书体开始逐渐流行。”敦煌市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、敦煌市博物馆副馆长张春生介绍,敦煌汉简书法是中国最早的墨迹之一,关于敦煌汉简书体和形制的分析,对研究书法史和书体演变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。

  与此同时,活跃在丝路古道上的驿站、遗址、碑刻、私人信件、通商钱币等都是民间传播信息的重要媒介,某种程度上既是信息的携带者,也是信息传播的助推者。除了汉简,悬泉置遗址还出土诸多写有汉文墨迹的麻纸,“出土的400多片纸张中有10片写有字迹,其中8片是两汉时期的,说明西汉已经在用纸张书写文字了。这一发现把我国发明张纸的时间向前推进了近一个世纪。”荣红梅表示。此外,悬泉汉简中“浮屠简”的发现,说明大致在公元一世纪后半期,佛教已经传到了敦煌。

  “简牍最终被纸代替,渐次退出历史舞台。”杨眉表示,但依靠竹木简牍,中国的古老文明得以记载,优秀的古代典籍得以保存,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悠久的祖国历史得以继承和弘扬。无论是简牍、文字,还是驿站、古道,这些现存的驿传媒介都是传播过程中重要的史证,为丝路文化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史料与物证。

  竹木春秋:丝路文化的当代与未来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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