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片土地，自古就是丝绸之路的战略通道和商埠重地。2000多年前，满载着丝绸、瓷器的驼队穿行于此，打通了西域与中原的商业贸易。

　　有一个地方，素有“汉简之乡”的美誉。出土简牍8万余枚，其中汉简7万余枚，占到全国的82%，既是中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，也是古丝绸之路开拓兴盛的实物佐证。

　　有一处胜地，黄土高原、广袤草原、茫茫戈壁、洁白冰川汇成壮美画卷，简牍文化、丝路文化、大地湾文化等文化资源交相辉映，构成取之不尽、无与伦比的文化宝库。

　　这里，就是甘肃。

　　如何从简牍出发，解读两千年前的陇原大地？如何以简牍为引，窥寻丝路文明之光？夏末时节，“简牍中国”网络主题活动带着这些问题走进甘肃，探访兰州、敦煌两地，开启一场跨越两千多年的古今对话。

　　“简”述历史：邮驿古道上的秦风汉韵

　　位于甘肃省西部的河西走廊，自东南向西北贯穿绿洲与戈壁荒漠，曾一度驿站相连、使臣仆仆、商贾云集，驿传文化遗珍遍地，简牍就是其中之一。吉光片羽，折射历史清晖。

　　“塞上诚毋他可道者”，汉简《尹衡至伟卿书》用墨迹记录了尹衡对伟卿的殷切问候：居延是苦寒之地，冷暖自知，没有能够打发生活乏味的事物，唯有尺牍一封寄思念。

　　“愿子惠幸哀怜，且幸藉子惠韦绔一二日耳，不敢久留”，元敞的裤子穿破了，只好厚着脸皮向子惠借裤子穿几天。一枚出自边塞烽燧的尺牍《元敞致子惠书》，道尽边塞戍卒缺衣少食之窘。

　　甘肃简牍博物馆馆藏的一封家书中写道，自己远离家乡到边塞为吏，与家中兄弟一别数年，“边塞苦寒，现在生病了，这一病恐怕今生无缘相见，只有来生再做兄弟了”。一句“死生恐不相见”，其悲切之情溢于言表，令人读之动容，遗憾的是，这封家书或许从未有机会到达收信人手中……

　　人和事，是历史的血肉。“简牍中有大人物、有大事件，但更多的是普通人和普通人的故事。”甘肃简牍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，简牍上的人，虽然早已消散于历史的尘烟之中，但简牍上的片言只字，让我们有机会重新看到他们、想象他们，“而看到他们和想象他们的主要目的，我认为，是丰富我们自己。”

　　“牍”懂丝路：驿传媒介的传播功能

　　纸张面世之前，古人用竹简与木牍作为“写本”，合称为“简牍”。西北师范大学党委常委、副校长田澍认为，两千多年前的官府文书、书籍图录主要用简牍书写，而河西走廊干燥的自然环境，恰好为简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保存条件。

　　世界文化遗产——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位于敦煌莫高窟以东62公里，是迄今为止发现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邮驿接待机构，是两汉丝路繁荣的重要标志。该遗址出土的简牍文书达35000余枚，数量庞大、类型丰富。

　　“没有汉简，申遗也许不会成功，汉简起到了关键的实证作用。”曾参与申遗的敦煌博物馆宣教部主任荣红梅表示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简牍真实记载了2000年前丝绸之路的运营状况，也是证实丝绸之路长安——天山廊道的路网真实存在的依据。虽然目前被回填了，但是汉简的不可复制性和不可伪造性凸显了它的价值，“如果没有简牍，我们如何确认悬泉置是西汉遗址？”

　　“隶书写起来很慢，为了写得快，汉简书体开始逐渐流行。”敦煌市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、敦煌市博物馆副馆长张春生介绍，敦煌汉简书法是中国最早的墨迹之一，关于敦煌汉简书体和形制的分析，对研究书法史和书体演变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活跃在丝路古道上的驿站、遗址、碑刻、私人信件、通商钱币等都是民间传播信息的重要媒介，某种程度上既是信息的携带者，也是信息传播的助推者。除了汉简，悬泉置遗址还出土诸多写有汉文墨迹的麻纸，“出土的400多片纸张中有10片写有字迹，其中8片是两汉时期的，说明西汉已经在用纸张书写文字了。这一发现把我国发明张纸的时间向前推进了近一个世纪。”荣红梅表示。此外，悬泉汉简中“浮屠简”的发现，说明大致在公元一世纪后半期，佛教已经传到了敦煌。

　　“简牍最终被纸代替，渐次退出历史舞台。”杨眉表示，但依靠竹木简牍，中国的古老文明得以记载，优秀的古代典籍得以保存，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悠久的祖国历史得以继承和弘扬。无论是简牍、文字，还是驿站、古道，这些现存的驿传媒介都是传播过程中重要的史证，为丝路文化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史料与物证。

　　竹木春秋：丝路文化的当代与未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