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字的变化不需要体系性改换，因为汉字与汉语具有高度的契合度。汉语的语素以单音节为主，汉字也基本是单音节的；汉语复音词多以原有单音语素复合而成，记录单音语素的汉字通过组合也可以记录无限新词。虽然甲骨文已经是可以较为完整记录汉语的成熟符号体系，但这种早期汉字符号主要描摹客观物象，很多抽象的情感概念和思想观念无法通过以形会意的方式具象表达，所记语言的复杂性与文字符号的单一性之间的矛盾会日渐突出。当现有符号无法满足概念表达的需要时，汉字系统开始自我革新、自谋出路，从同音假借到形声相益，逐步探索出新的符号生成方式以适应汉语的发展变化。“形声字”具有很高的能产性，声符记音，形符表义，在西周时期成为主要的汉字生成方式，记录各种新词语、新概念，推动了汉字构形系统、词汇系统的重大变革。汉字、汉语在不断磨合中协同发展，互相成就。

　　甲骨文的书写载体为龟甲、兽骨等质地较硬的材料，契刻工具常为青铜刀或尖石锥，刻划文字异常艰难，因而甲骨文的线条多窄细少粗圆，多直硬少弯曲，多勾勒少填涂。金文因铸刻在铜器上，书写工艺不同，相较甲骨文来说线条肥粗，多弯笔团块，有些字形也更为繁复。其他古文字，如简帛文字、石刻文字、陶文、货币文字、印玺文字等，因描摹具象、注重理据而构形复杂，书写工具和载体又比较原始，书写难度较大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周王室衰微，诸侯割据，社会的分崩离析导致各国文字“各自为政”，地域色彩凸显，出现“言语异声，文字异形”的混乱局面。随着社会发展和文字使用的广泛频繁，六国文字俗体横行，汉字简化现象突出。直至秦统一六国和“书同文”政策的实施，汉字系统才人为调整，优化规范。

　　“隶变”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，汉字的图画性、理据性减弱，符号性、记录性增强。甲骨文、金文、战国文字、小篆等多依据物象而“随体诘屈”地描摹，形体基本保留了先民的造字意图，构形理据可以讲清楚。但篆书变为隶书之后，古汉字描摹物象的线条变成了不再客观表义的笔画，字形由圆而方，线条变弧为直，笔画删繁就简，汉字脱离物象制约而变为记录符号，大幅提升了古代文献的书写速度和社会治理的行政效率。小篆到隶书的转变，是古今汉字的历史性变革。之后，从魏晋隶楷阶段到隋唐楷书定型，汉字的构形方式和形体风格逐渐固定下来并延续至今。汉字简化、便捷的发展趋势，是演变的自然规律和自觉追求，是汉字生命力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。

　　汉字的每一次较大的变化，都是社会发展需求导致的结果，同时也促进了文明程度的提升。汉字是历史的选择，也是文化的选择。汉字具有系统性、便捷性、多功能性和超时空性，是中华文明特有的显性标识，也是润泽中华文明的不竭源泉。汉字的存续与流变，将永远伴随中华文明的进步与发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