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七五年深秋的一个夜晚，在乌克兰比舒诺城“文化中心公园”，靠近乌克兰著名诗人舍甫琴柯半身铜像前，有一个用汽油浸透了全身的人，站在一堆落叶中点火自焚了。
冲天的火焰象一把光可烛天的火炬，把半个公园照得通明。
十多辆消防车飞速赶来，火被扑灭了。在树丛中，除了一具被烧焦了的尸体外，还有被风卷起的张张纸片。
消防队员皮里扬克费了很大力气捉住了一张，便气喘吁吁地向队长卡瓦略夫报告说：“报告上尉同志，拾到了一张传单。”
卡瓦略夫接过传单只看了头几行，就紧张地拿起話筒向市治安总部作了报告。十分钟后，全副武装的警察把公园层层包围起来，全力以赴地搜寻传单。
搜寻了老半天，什么也沒找到。他们就不容分说地把公园里的人和远处观火的人，全都扔进了警车带走了。
苏联高级特务机关—专业化保卫局，传讯了所有的消防队员和被抓到的人：“着火前你看见过那个被烧死的人吗？”“你沒有保存公园里发现的······纸片？”
审讯一无所得。审讯者命令被传讯的人，必须对当天公园发生的一切保守秘密，否则，他就会在自由的苏联国土上，象一股轻烟似地消失······。
事过不久，卡瓦略夫上尉突然接到上级命令：他和他的消防队全部调到高加索一个城鎭。消防兵皮里扬克也突然失踪。
那晚上被拘捕的一些无辜者，全部被遣送到遙远的穆尔曼斯克“新移民村”去了。
这张“纸片”为什么具有那样巨大的威懾力？那个自焚者又是什么人？这得从头说起。自焚者塔拉斯，一九四二年刚好二十四岁，是第聶泊兵团的坦克兵下士。
塔拉斯为了保卫祖国、保卫斯大林，在顿河战場浴血苦战。他的坦克炮塔上赫然写着两行大字：为祖国。为斯大林。
战后，塔拉斯回到家乡。家乡已是一片废墟。但他沒有灰心丧气。而是响应斯大林号召，投身到火热的建設中去。
一九五六年，塔拉斯和一个心地善良的女焊工瓦丽亚结了婚。婚后不久，塔拉斯由于反对攻击斯大林，而被审判，并被开除了党籍。
不久，塔拉斯被关进了劳动营，从此就开始了漫长的、苦难的岁月。在劳动营里，塔拉斯干着超出体力的繁重劳动。
塔拉斯在劳动营里关了整整二十年，他的头发白了，腰也驼了。
一九七六年，一天，劳动营大尉肯道尔夫通知他说：“塔拉 斯，你在这里干得不坏，我们决定減免你过重的体力劳动，附近一家劳动营医院需要杂役，你就愉快地去吧······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