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教授认为，悬泉置接待的众多外客按其所属阵营不同主要分为三类：一类是西域诸国国王及其所遣质子、使者，西汉敦煌郡接待的西域诸国国王，包括楼兰王、龟兹王、乌孙昆弥等。第二类是匈奴降汉诸王及其所遣质子、使者。匈奴诸王归降西汉且经敦煌郡入朝者，当首推日逐王。日逐王依靠僮仆都尉掌控西域，身份显赫，是匈奴的实权派人物。日逐王从西域赴长安，敦煌郡是其必经之地。第三类是诸羌羌王及其所遣使者。悬泉汉简有一枚简文记述了神爵二年（公元前60年）十一月西汉平定西羌后，敦煌郡太守快派人护送归义羌使团十二人赴京奉献之事。

　　文化融合之径：佛教东渐　天马西来

　　浮屠简是一枚悬泉“明星简”，文字内容很有意思：“少酒薄乐，弟子谭堂再拜请……会月廿三日，小浮屠里七门西入。”这枚简全简可识别24字，简中有“弟子”“浮屠”等与佛教相关的文字，经考证与佛教传入敦煌时间有关系，具体年代范围应在公元51年至公元108年及其前后，也就是说早在公元一世纪下半叶，佛教就已传入敦煌，并且一开始就流行在民间。

　　这枚简应属于请柬，“少酒薄乐”是请人赴宴的一种客套话，“弟子谭堂再拜请”是主人请客的谦辞，“小浮屠里七门西入”是聚会地点和行走路线，“西入”可能指“户人”谭堂的户籍地点。此简的意义可以证明佛教传入敦煌的时间是公元1世纪下半叶，比竺法护在敦煌翻译佛经的时间早200年，比敦煌莫高窟石窟开凿时间早300年，是目前发现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文献实物资料，极为珍贵。

　　自此，源于印度的佛教经大宛（古代中亚国名，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）、波斯、康居等西域地区传入敦煌，并经由敦煌这一门户，佛教东传逐渐完成了佛教及佛教艺术的中国化过程。敦煌也为世界留下了文化遗产和佛教艺术圣殿——敦煌石窟，这是现存世界上连续建造时间最长、规模最大、内容最丰富、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，同时敦煌也成为我国早期佛典翻译要地，仅藏经洞发现的以佛教典籍为代表的敦煌遗书就达五万多件。这些都反映了中国与欧亚文明互动、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融，展示了中古时期内容丰富的文化景观。

　　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必定是双向的，随着唐朝势力进入西域，汉化佛寺系统也在西域地区建立起来，远在今吉尔吉斯斯坦阿克贝希姆遗址的碎叶城中，就有武周时期敕建的大云寺；作为唐朝学生习字范本的王羲之《兰亭序》和《尚想黄绮帖》，也都成为西域地区儿童的习字范本。敦煌学家荣新江先生认为，虽然我们目前在更遥远的中亚、西亚没有看到类似新疆古代遗址出土的汉文典籍资料，但撒马尔罕壁画上手捧丝绢的唐朝使者，波斯文、阿拉伯文文献对中国物产、工艺传入的记录，以及大量瓷器、丝织品的考古发现，都说明了中国文化西渐的深度和广度。

　　现存的历史文献都没有中国产狮子的记载，历代学者众口一词都认为狮子产于西域。“西域”一词有狭义和广义两种，狭义的西域一般指天山以南，昆仑山以北，葱岭（帕米尔高原）以东，玉门以西的地域。广义的西域，则指当时中原王朝西部边界以西的所有地域，除包含狭义的西域外，还包括南亚、西亚，甚至北非和欧洲地区。“狮子出西域诸国”的西域当指广义的，甘肃简牍博物馆一枚汉简就记录了狮子如何从西域而来。